为什么中国不进一步发展推广西洋大炮和燧发枪

2019-10-17 15:38栏目:金沙国际登录网址

“人与武器关系”的认知历程及对军事现代化的启示

苗东升,男,山西榆社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打赢信息化战争下的局部战争对我们的要求时间:2014-09-19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2520字 图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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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同时又指出,“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2]。对应每个军事形态分期,军事思维作为主体把握客体并与客体形成互动的方式与格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必然发生变革,形成相应的军事思维特质。回顾几个时代的军事实践进程以及所折射出的思维,可以照亮军事现代化的前行道路。
  一、农耕时代人与武器的关系及军事思维特点
  整个农耕时代主要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比较落后,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这个时期主要体现一种打破“主客二分”的特点,表现出淡化、忽略人与物、主体与客体之间对立,强调主体和客体之间融合和统一的朴素辩证的整体思维观念。“天人合一”“玄同彼我”“与物冥合”都是这种思维观念的体现。由于这种整体观念是以敬畏自然为前提的,因此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合一、融合,其实质是建立在自然客体的基础之上,把人仅仅看作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只是“天”在一定程度上的延伸。
  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反映在军事思维领域,其思维认知是以直观体悟的方式,具有整体直观、原始综合的特点。而这个时期古代兵器的落后,导致突出强调传统人力的重要作用,即强调在人作用基础之上人与武器的结合。而由于把“人”看成是自然人,故而对人的重视并非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当然更未达到思维层面,而是集中在人的物质生理层面,即突出人的身体素质对战争的决定作用。即便是有一定程度上对人非物质因素作用的肯定,也仅局限于将帅的天赋谋略和士兵的忠勇。在这样的情况下,武器的作用较为有限,成为战争中基本不变的“常量”,人力的多寡则成为战争的“变量”,因此“仁者无敌”的观念绵延于整个时代,争取人心成为农耕时代增强军事力量的主要方式与重要手段,“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荀子·议兵篇》第十五)。与中国相比,西方更强调人的精神作用。例如,拜占庭名将贝利撒留就认为,“在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不是数量,而是精神上的勇气”[3]。但就总体而言,对人的理解还是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即注重人的生理叠加成为整个时代的主要倾向。这一时期,孙子兵法的“谋略”几乎代表着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最高水平,武器装备的思想很少进入军事战略家和军事指挥者的视野。为此,人与武器的结合主要是,在自然人基础上的人与物的结合,而其实质就是物(人)与物(武器)的结合。另外,在“敬畏自然”的基础上,十分强调“天道”的作用,所谓“天助我也”“替天行道”等说法,都是突出体现和强调了以“天”(自然)为基础的“天人合一”。
  受这种思维观念影响的军事实践,人的自然生理因素——体力之间的对抗成为主要制胜因素。在“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取天下”(《孟子·公孙丑》上)的小范围战斗规模中,人员的身体要素显得至关重要,人与人直接接触的体力对抗是制胜的关键所在,“短兵相接”是战争的常态,“长兵以卫,短兵以守”的战斗样式比较常见。因而,对人的军事技能训练,多倾向于被动机械的经验性动作。以落后农业技术为基础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武器,仅为人力的简单延伸。以弓箭为例,其威力在冷兵器时代已几近极限,也不过“杀人于百步之外”,很难形成大规模杀伤效果。况且,这个时代对武器的态度基本是:“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凡兵,天下之凶器也”。上述情形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低级社会形态的战争规律。
  此外,由于这个时期的武器威力较为有限,大多依靠传统的“人”,故过多强调人的传统作战阵法的作用,并将其作用凝固化,从而还造成了军事思维的封闭、保守与僵化性特点。例如,即使到北宋火器出现之后,“霹雳炮”“震天雷”等武器开始运用于宋金战争之中,传统的“御制阵法”仍在朝廷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4],人的主观能动性很难能通过僵化的阵法体现出来。不仅中国如此,国外这样的事例也不少见,“直到18 世纪初期,英国海军当局仍将其基本战斗教范改称为永久战斗教范”[5],甚至到了20世纪,法军的“马其诺防线”也可谓“御制阵法”的现代翻版,创新思维的缺乏可见一斑。
  二、工业时代人与武器的关系及军事思维特点
  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工业化与全球化相呼应,“贺风破浪,万里比邻,往来如织,举全球为一大市场”[6]。这一时代,人的本质力量和自我意识得到了凸显,人们对物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生产力大幅提高,改造自然的能力明显增强,为清晰而精确地认识事物,科学发展进入到实验分析的阶段,将客观事物的各个方面、细节从事物整体中抽取出来单独加以研究,由此也形成了统治科学发展史三四百年之久的静止、孤立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工业时代热兵器大规模运用,尤其是机械化战争来临背景下的军事实践和军事思维领域,即表现为对军事要素的重视和对军事系统的忽略。
  在军事实践中,首先,由于现代工业的进步,电能、内燃机、航空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武器对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的依赖性显著增强,军事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导致了坦克、飞机、潜艇、无线电电报、雷达等一大批高效能的机械化武器装备出现并投入战场,使战争进入到了热兵器的高级形态并逐步步入了机械化时代,由此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改变世界军事形态的变革;其次,军事活动范围随着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而逐渐扩大,从小范围的战争到世界大战,参与的人员、国家、地区越来越多,军队本文由论文联盟

关于军事变革的称谓,作者认为称军事转型更科学;复杂性科学对新军事转型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掌握高新技术、提供基本概念、培育信息意识和建立系统思维四个方面;科学转型与军事转型是相互促进的;中国也在经历新军事转型。

  1 引言

核心提示: 当时欧洲燧发枪也已传入中国,但清人根本不加以发展推广,而欧洲正是通过不断改良推广火炮和燧发枪,在十七世纪末彻底淘汰了弓箭手长矛手。

新军事转型/复杂性科学/信息意识/系统思维

  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海湾战争,这些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相比于传统的机械化战争,可以看出其中有很鲜明的特点。海湾战争被认为是发生最早的一次相比于传统战争高技术局部战争,因而军事界看做是战争形态的“分水岭”,也被称做“第一场信息化战争”,之后相继发生的几场规模较大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信息化程更明显,其战争形态也更接近信息化战争。这引起了军事界的高度重视,同时也预示着信息化战争已经初见雏形。新的战争模式下对部队的考验更苛刻,如何打赢信息化战争下的局部战争、敢打仗打胜仗使得我们对高技术局部战争信息化特征发展研究刻不容缓。

为什么中国不进一步发展推广西洋大炮和燧发枪?在康熙、乾隆的心目中,显然是有点西洋大炮和鸟铳就足矣。

一、称谓之争:建议称为军事转型

  2 树立适应信息化战争的国防观念

作为军事科学院军史百科部的研究员,钟少异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兵器史、军事技术史、军事史和历代战略的研究,著有相关著作多种,并曾参与翻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分卷。

军事领域早已孕育的历史性演变,以海湾战争为契机,迅速引起世界范围的自觉关注,中国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如何给这场大变化命名,国内外都有歧见。就笔者对国内情况极粗浅的了解看,2001年以前大多称为新军事革命,2001年以后几乎一致称为新军事变革。笔者不是搞军事科学的,不了解称谓如此变化的由来。但正如光明日报给刘志青文章加的编者按所说:“‘军事变革’、‘军事上的革命’、‘军事革命’、‘战争革命’、‘军事转型’、‘新军事变革’等术语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尽管它们表述的是同一个对象,但是称谓如此混乱,势必造成读者困惑,有必要加以厘清。”[1] 刘文对此给出较好的分析论证,颇受启发,但我以为仍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不同时期的战争有不同的作战方式,在农业时代作战武器是冷兵器,然而在工业时代则以机械化的武器力克对手,相比传统机械化作战在信息化时代网络计算机、智能机充分发挥了它们的优势。纵观历史上近些年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从二十世纪后期,由于网路计算机技术、卫星通信带来的生产方式的革新促使了战争方式的根本改变。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从装备标准上来看,美国军队和伊拉克军队的装备并没有多大差距,但战局优势瞬间倒向美国一边是得全世界都为之一震,战争信息化的优势带来的制胜从此扎入人心。之后的几场信息化战争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必须要树立适应信息化战争的国防观念。

在他最近出版的《古兵雕虫》一书中,他延续了自己感兴趣的军事技术史、冷兵器以及火器研究。这个访谈,也主要围绕这些方面展开。

就中文看,变化或变革是相近的普适用语,既可以指事物发生了革命性或转型式的演化,也可以指各种更新、改革式的演化,二者的差别在于变革突出的是主体的自觉努力,变化则侧重于演化进程的客观性,视之为一种自然历史进程。革命和转型是同一层次的概念,都指事物发生了根本性、方向性和整体性的质变;更新和改革则属于低一层次的概念,一般指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至多是部分质变。所以,称变革不能明确区分部分质变和根本质变,称军事变革难以凸显军事领域这次历史性演变的深刻性和根本性。对于世人正在目睹的这场军事大变化,我以为应称为军事革命或军事转型。而在革命和转型之间,我主张称为军事转型,理由有二:从政治层面看,如美国军事家欧文斯所说,称军事革命过于激烈,容易引起不安,称军事转型显得较为理性、理智、平和[1];就中国而言,称军事转型也符合“韬光养晦”的策略思想,一心要依仗绝对军事优势推行霸权主义的美国尚且嫌革命一词太激烈,发展军事完全是为了保家卫国的中国更不宜这样讲。就学术层面说,革命一词强调的是质变的爆烈性、变革完成的迅速性,有较为明确的起点和终点;转型强调的是质变完成的过程性、平稳性、有序性,转型必定是一系列阶段性变革的总和,不必强调明确的起点和终点。

  目前,作战制胜优势的转变,控制信息权成为超越制海权、制空权以及制陆权的新的控制高点。信息化还能促使军事组织结构不断创新。在人的智能得到充分扩展的今天,信息化给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智能空间。纵观百年世纪战争,无论是信息化战争还是机械化战争,归根到底都是物化了的人的综合素质的较量。所以,树立与之相适应的国防观念,树立一个人才的综合素质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澎湃新闻:中国古代的小说、评书等通俗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各类貌似威力无穷的兵器,时常还不乏细致的描写,这些兵器有多少是存在实物,还是说仅仅出于作者的想象?

只要以足够大的时间尺度看,任何现实的巨大系统都是演化着的系统,必然呈现不同的历史形态,每一种历史形态都有发生、发展、消亡的演化过程,历史上前后相继的两种形态之间则存在新旧交替的转型演化。一种历史形态从孕育、诞生、直到攀上顶峰是它的成型演化期,越过顶峰之后便进入它的保型演化期,同时也就忽慢忽快、或隐或显地开始孕育将来取代它的新形态。所谓转型演化乃是现有形态的保型演化和新生形态的成型演化的矛盾统一体。一系列成型演化和保型演化的矛盾统一,一系列转型演化的相继发生和完成,构成了该系统的整体演化史。此乃系统演化的一般图景。

  3 增强打赢信息化战争的作战能力

钟少异:中国古代小说中确实有一些名将的武器,其实是小说家的艺术创造,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三国演义》中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

形态是刻画系统整体特征的重要概念,人们只能针对一定的系统谈论形态及其转换问题。军事形态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一切军事表现形式的总称,包括武器装备、战争方式、军队组织体制、军队教育训练、后勤保障、兵役制度、国防动员以及军事理论、军事思维方式等。军事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巨系统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处于不断演化中,呈现不同的历史形态,军事形态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而改变。军事转型就是军事形态的根本性、方向性、整体性转变,一种新的军事形态从孕育到成熟至少要经历百年以上,故宜称为军事转型。

  打赢信息化战争,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但其中的重要因素便是得具备必需的物质条件。

在汉末三国时期,并不存在这样的长柄大刀,当时军中大量使用的是长一米左右的环首短柄刀,《三国志》中有许多名将用刀的记载,就都属于这种短柄刀。但罗贯中创造的“青龙偃月刀”也有参照物,这就是宋代《武经总要》中著录的“掩月刀”。

现在用军事转型所指称的大变化绝非孤立地发生在军事领域,类似的变化同时出现在科学、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要经历百年以上的转变历程,人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这些变化的快节奏,却说不上突然爆发,其完成也没有明确的时间点。军事革命的称谓显然是从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引申而来的。库恩理论用于单个学科是恰当的,用于整个科学系统并不准确,科学整体形态的转变不宜称革命,宜称为转型演化。同样地,人们正在目睹的军事、经济、社会以至人类文明的整体演化,都不宜称为革命,而应称为转型。军事转型同科学转型、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文明转型等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每一个都不能孤立地考察。本文拟就军事转型和科学转型的关系做点讨论。

  首先应着力铸造杀手锏,为打赢创造物质条件。杀手锏即在关键时刻使出最拿手的,且能够置敌人于死地的武器。总的说来,虽然我们在信息化武器系统方面和信息化技术方面还比较落后,有待提高和完善,但经过艰苦努力,我们完全有能力在短时间内铸造出某些领域的杀手锏。其次,应注重发展精确打击武器。突防能力强及高精度的中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有能力成为未来战争的杀手锏。虽然目前我们已经拥有较强的实力,但是我们的设计和生产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对这种现象,还需结合中国文学史来看。中国古代小说是随着宋以后市井文化的发达而走向兴盛的,大量作品产生于明清时期,其中反映唐以前的战争史事,写到兵器,作者便多有创造或改造,而且基本是参照与作者相近时代的熟悉之物,与历史原貌大多不符;

二、新军事转型的科学源头

  此外,防空、反导导弹系统是对抗空袭的重要手段,在这一方面也要有一定的经费投入和科技力量的投入,形成自己的防御体系,以免被动挨打。大力发展情报预警系统。随着武器信息化和军队整体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整个军事系统和作战行动对情报信息的依赖越来越大。从目前情况看,我军情报侦察的手段还相对比较落后,侦察的手段还比较单一,必需大力加强和发展这方面的手段和装备。因此,首先要建立战略早期防空预警系统,力争对敌人的突然袭击行动能够早期发现、预警准备。还要重点发展战场监视系统,包括无人侦察机、预警机、战场探测雷达、战场电视监视系统以及各种性能先进的夜视器材和电子侦察设备,以提高战场的透明度。

如果写的是宋以后的事情,则接近于当时人演绎当时事,有关兵器的描写也比较近真,甚至可以当史料来用,比如《水浒传》。

社会生产技术形态的重大变革必然带来军事技术形态的重大变革,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军事转型。远古人类以天然的棍棒、石头等为武器,战斗谈不上技术因素,更别说科学因素,完全是体能战,却有可能形成初步的战术、甚至战略思想。后来的石器技术等发明不足以引发军事转型。冶金技术的发明带来了冷兵器,战争第一次真正包含了技术因素,是战争形态转变的重要标志;但战斗胜败主要靠体能、武艺、勇气,特别是指挥艺术,战争的技术含量较低,科学因素对军事形态的影响较小,战争指挥比较多的是靠经验和艺术。冷兵器时代早期已形成高超的战术和战略思想,孙子兵法是其杰出代表,但它属于思维艺术在军事上的运用,谈不上科学理论的影响。机械化开启了战争技术化的进程,战争能力的技术含量急剧提高。但在机械化战争的早期和中期,技术和科学缺乏直接联系,科学仍然不是影响战争乃至整个军事形态的独立因素,它基本上还是通过武器的技术含量对战争理论和实践间接发生影响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战争形态机械化初期军事实践的理论总结,虽然有“使战争更加科学化”[2] 的命题,却是用来讽刺对立观点的,整部书同当时的自然科学前沿进展没有什么联系,略微涉及到的不过是牛顿力学和古老的几何学,从科学理论中借鉴的概念极少,无非是力、线、角等,且远非军事理论的必要概念。克氏所谓“战争的力学定律”[2] ,谈论的还是紧张与平静这两种战争状态的形成、打破和转换的传统问题,并未引入力学概念和原理阐述之。20世纪上半叶是军事形态机械化加速发展并走向成熟的阶段,新技术概念随着作战武器不断更新而更多地进入军事术语行列,但科学概念极少成为军事术语,看不到科学前沿进展对军事理论有什么重要影响。鲁登道夫1935年出版的《总体战》基本上是机械化战争的政治理论,同20世纪的科学没有直接联系。坦克制胜论、空军制胜论等新军事理论基本属于从技战术层面对机械化战争的理论总结,科学原理的直接影响也较微弱,对统一的军事领域作分割研究的倾向颇为明显。兰彻斯特和冯·诺伊曼对作战过程的数学描述[3] 无疑属于把科学方法引入军事研究的努力,是军事理论科学化的重要尝试,但仍然属于战术层次的研究,不能反映军事形态的变化。

  4 提高全体官兵的心理战素质

澎湃新闻:在这些作品当中,武艺高强的人常被描述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科学理论创新莫过于相对论和量子论,它们促成了核武器的问世,却没有也不可能给军事活动提供理论启示,更不会给军事理论提供基本概念,军事理论与科学前沿仍然互不搭界。1950年代出现了分子生物学,其科学意义足可与相对论、量子论媲美,但它对军事的影响集中体现于基因武器的发明,同样不可能影响军事理论和战争形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深刻的。截至20世纪中叶,主流科学的对象基本属于简单性事物,能用或宜用还原论方法处理,可以粗略地称为简单性科学。自然科学研究广义的物理运动,上述三论都是微观理论;而军事活动是以整个社会为舞台、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宏观过程,本质上属于事理运动,在一切时代都属于最复杂的现象。钱学森指出:“凡现在不能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或不宜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问题,而要用或宜用新的科学方法处理的问题,都是复杂性问题”。[4] 军事就是这种复杂性问题。以复杂性为对象的科学必须超越还原论。所以,在科学主要研究简单性、重点探讨微观现象、方法论以还原论为主导、思维方式以分析思维为主导的历史时期,军事理论与科学前沿没有联系是必然的。

  心理战是以各种形态的信息媒介为武器,对敌人从思维、情感、理智到观念、立场、态度等全部心理要素进行攻击,造成敌方意志和士气崩溃,指挥决策紊乱,作战信心动摇,战斗力受损的作战样式。因此,可以建立心理战的研究机构,组织力量进行高科技局部战争条件下的心理战理论研究,广泛宣传新军事革命,确立信息化战翘。其次,还应广泛普及高技术兵器知识,增强敢打必胜信心。此外,还应强化世界安全形势教育,提高战争警觉性,进而提高全体官兵的心理战素质。

钟少异:“十八般武艺”的说法,大致是在宋元时期出现的。南宋宁宗朝的武状元华岳所著《翠微先生北征录》中说:“臣闻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这是较早的记载。

新军事转型所面临的形势大不相同。就在新军事转型由孕育到问世的同一时期或稍早一些,科学前沿先后兴起了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决策科学、思维科学、生态科学、非线性科学等新学科,以及种种跨学科研究,粗略地说,可以统称为复杂性科学。它们恰好是科学正在超越还原论和分析思维的产物,并且通过把研究对象从简单性转向复杂性、从微观重新回到宏观而将科学的触角深深地伸入军事领域,提供了运用科学概念和原理分析军事现象、揭示军事规律、更新军事理论的可能性。由此造成新军事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科学第一次作为独立的、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主导的因素,全面进入军事理论和实践,真正开启了军事科学化的历史进程。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5 进一步完善国防动员体制

此后“十八般武艺”一语在元明杂剧、话本和小说中广为流行,并由“十八般武艺”衍化出了“十八般兵器”的说法,如关汉卿《哭存孝》中说:“你放下那一十八般兵器,你抡不动那鞭、简、挝、槌。”

1. 新军事技术的科学基础。直接推动新军事转型的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它们的特点之一是紧密依赖于科学前沿的最新理论,没有这些理论新发现不仅不会有这些高新技术的发明,而且不掌握这些科学理论就无法有效使用这些高新技术,特别是无法指挥基于高新技术进行的训练和作战。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军事训练主要是技术操作和战术运用的训练,很少需要系统掌握这些军事技术后面的科学原理。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军事训练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和战术训练,还需要深入系统地学习科学理论,军人特别是指挥员必须掌握有关的最新科学理论,用新理论驾驭新技术、新战术。

  信息化战争登上战争舞台之际,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实行精兵政策,大幅消减现役部队员额,同时加强高技术兵种和快速反应部队以及军事航天、信息作战等新型力量建设。现役部队的精干化,无形中提高了对国防动员的要求,凸显了国防动员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必需加强和完善国防动员体制。首先应动员体制要与信息化战争的需要相适应。国防动员体制作为国家军事组织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需顺应战争形态的转变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创新思维,积极转型,坚决摒弃那些已经不适应时代潮流的陈旧观念和思维,从有利于信息流的快速流动与使用着眼,从强化政府动员职能着手,改革国防动员指挥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各级动员机构的横向的互联互通,最大限度的弥补和消除传统动员体制信息流程长、信息流速慢、抗毁能力差等弱点,构建纵横一体、上下贯通的“网”状动员指挥体制。其次,应把科技和信息动员作为国防动员的重中之重。随着制信息权在战争中的运用越来越重要,战争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国与国之间信息技术、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人才间的较量。尤其是在网络战中,非军人和非军事机构同样可以参与战争,民间的信息技术、设施和人才都可以动员起来,或直接参战,或为作战服务。

关于“十八般武艺”的具体内容,有多种说法。《水浒传》第二回说是“矛锤弓弩铳,鞭简剑链挝,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杈”。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五中说是“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简、十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杷、十七绵绳套索、十八白打”。

2. 新军事理论的概念来源。笔者赞同这样的说法:“创新的军事理论是军事变革的灵魂和核心。”[5] 理论即概念体系,新理论须由新的概念体系来支撑。机械化战争形态下的新军事概念基本上是由传统军事概念与机械化技术概念综合交叉而产生的,极少吸收和借用基础科学的新概念。正在兴起的信息化军事理论则不同,一系列前沿学科,特别是系统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基本概念,如系统、控制、反馈、信息、通信、噪声、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随机性、模糊性、灰色性、复杂性、涌现性、分形、混沌、对称与非对称、线性与非线性、线式与非线式①、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等,都直接进入军事著作,成为军事理论不可或缺的用语。“‘控制’一词,近年在军事领域走红”,“现代战争是‘系统与系统的对抗’”[6] (p. 1,p. 25),军事科学界流行的诸如此类说法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其中,最核心的概念是系统和信息,它们同传统军事术语相结合,又引申出一系列子概念,形成新军事理论的两大概念群,一个以信息为核心,一个以系统为核心。

  6 小结

关于“十八般兵器”的具体内容,说法更多,有人统计总在十种以上,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简锤抓、鎲棍槊棒、拐子流星,其内涵实质也是关于这些武器的习练技艺。

  1. 培育信息意识的沃土。王保存认为:“信息是新军事变革的‘基因’”。[7] 以基因作譬喻使我多少有些疑惑,但对于此一命题传达的深意持充分肯定态度。一个时代,一种社会,一种军事形态,乃至一种文明形态,可以用信息一词表征,足见信息概念的微言大义必须深究。在形而下的层面上,现实世界由物质、能量、信息三大要素构成,已是共识。三大要素对应三大意识。在前工业文明时代,物质意识居主导地位,相应的是前机械化军事形态;在工业文明时代,能量意识居主导地位,相应的是机械化军事形态;在将要到来的信息-生态文明时代,信息意识居主导地位,相应的是信息化军事形态。军事形态的转变要求主导意识的转变。人们今天具有的信息意识强烈依赖于新兴的复杂性科学。但是,由于工业化极度强化了物质、能量意识,要实现主导意识的根本转变,以信息意识统领物、能意识,绝非轻而易举之事。② 历经60年的努力,信息的本质至今还远未揭示明白,不能不影响人们对信息化战争本质的理解。信息化军事形态还处于其形成的早期阶段,未来的全貌就连研究信息化战争的军事专家都说不很清楚,大有待于复杂性科学的未来发展。

  本文以近段时期发生的几场高科技术局部战争参考,粗略地分析了现代信息化战争中高科技信息化特征的发展及趋势。这几场战争的胜负充分证明了,信息化水平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如果军队不善于运用掌握现代化条件下信息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将不可能在未来战争中取得胜利,也将无法再未来战争中与他国军队抗衡。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千古年来不变的道理。要想在未来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军队必须掌握高科技水平下现代战争的信息化。我国必须大力发展军事化的信息技术,加快军事改革军事技术创新,着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适应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专业军事人才。

在中国传统武艺中,弓射之术本有极重要的地位,宋人甚至说“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称首”,但后来由于火器特别是铳炮的发展,弓的地位逐渐下降,及至晚清,习练弓箭者越来越少。由

4. 建立新军事思维方式的科学依据。军事思维是军事形态最深层的构成要素,军事转型必定包括军事思维方式的转变,新军事转型尤其如此。同方法论上的还原论相匹配的思维方式是分析思维,在工业文明从兴起到今天的500年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断得到强化,支配着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诸多方面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但随着信息-生态文明的兴起,还原论方法和分析思维的局限性日益显露出来,新文明需要新思维方式,文明转型要求并推动着思维方式的转型。思维科学、系统科学、决策科学、智能科学等就是为适应人类思维方式转变的需要而在近几十年间兴起的。军事作为人类实践和认知活动的一大领域,是一种典型的非线性动力学系统,非线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这些造就复杂性的主要根由,在战争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和强烈。贝塔朗菲早已指出:“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系统思维方式在广阔的范围内起着显著的作用”。[8] 信息文明,包括信息化军事形态,需要的是由系统思维主导的思维方式。我们已经讨论过系统思维的两个层面,一是把思维对象作为系统来识物想事;二是把思维活动作为系统来规范和运作。[9] 现在换个角度看,系统思维的要点包括整体思维、关联思维、动态思维、开放性思维、非线性思维、不确定性思维和复杂性思维等。具体到新军事转型而言,就是无论问题涉及到的是建设信息化军事形态的总体,还是它的各个子系统,只要你注重把握问题的整体性、关联性、开放性、动态性、非线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你就在运用系统思维;如果相反,那就意味着非系统思维在大行其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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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般武艺”衍生而来的“十八般兵器”的具体内容中往往没有弓箭,就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向。

未来战争不仅是高技术战、信息战,也是科学战、知识战、智力战。军事理论和实践,与科学前沿的联系将越来越紧密。就西方发达国家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注意到复杂性科学的军事价值。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大约晚10年。沈寿林等已对国内外有关动向和文献做了初步梳理。笔者赞同他们的意见:“战争的复杂性研究是复杂性科学整体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复杂性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给战争复杂性研究提供支持,反过来战争复杂性研究的发展也促进整个复杂性科学的进步。”[10]

中国古代的兵器及其习练技艺远远不只十八种,“十八般武艺”和“十八般兵器”其实都是概举,举其要者。

三、从科学转型看军事转型

之所以举了“十八”之数,与中国古人尚九及九的倍数的习俗有关。“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九者,阳数之极也。所以古人举数物事,常喜欢凑成九、十八、三十六等,如九天、九州、十八拍、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一百零八将,等等。

军事转型和科学转型同是文明转型的组成部分,彼此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相互制约。欲深刻理解信息化军事形态的本质,还须考察与新军事转型大体同时启动的科学转型[11],即复杂性科学的孕育和初步形成,考察后者对军事转型的重要影响。

印度传来的佛教,本只有十六个罗汉,宋时有人在十六罗汉外又加了两名,凑成十八罗汉。久而久之,民间盛称十八罗汉,反不知正宗原是十六罗汉了。

历史进入20世纪后,复杂性问题开始不断造访科学界,开启了探索复杂性的科学历程。1940年代是复杂性科学形成史上的重要时期,不仅出现了为对付复杂性而产生的系统工程、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一般系统论等新学科,而且旗帜鲜明地宣告科研对象正在从简单性转向复杂性[12],亦即科学作为系统开始从一种历史形态向另一种历史形态转变。经过近30年的努力,从1970年代末以来,复杂性研究开始成为科学前沿的一大热点,逐步获得主流科学的承认。下表对科学系统两种历史形态作了简要比较,从中可以看出新科学转型的本质特征,也有助于理解新军事转型的本质特征:

澎湃新闻:在中国古人笔下,常常出现“阵法”这样的记载,对此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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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少异:在冷兵器时代,列阵战斗是基本的作战方式。中国古人所谓“阵”,其实就是军队战斗队形。冷兵器时代军队的战斗队形大多呈密集厚实的方形或长方形,所以今人就把那个时代的作战方式概称为“方阵作战”。

如何应对军事复杂性问题一直是科学界探索复杂性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冯·诺伊曼关于博弈问题的工作既是事理复杂性研究,也是军事复杂性研究。运筹学最早形成的分支是军事运筹,然后才推广于民用领域,形成一般运筹学。军事系统工程也是一般系统工程的先行者。对自动化技术的需求是控制论和信息论产生的重要推动力,维纳在这两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同他从事火炮自动化的研究密切相关。就是申农的信息研究也跟军事不无关系。1950年代以后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的飞速发展,非线性科学的崛起,都跟军事领域的变革有割不断的关联。只有贝塔朗菲关于一般系统论的探索跟军事没有直接联系,但其思想对军事的影响是无疑的。当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信息化军事形态始终处于自发孕育之中,即使像维纳这样深深卷入了二次大战、最先对信息本质有深刻洞悉的大学者,生前对开始孕育的复杂性科学可能对军事形态发生影响的趋势亦未能有所察觉。因此,说军事转型稍晚于科学转型是合乎事实的。

“方阵”一词,狭义指方形战斗队形;广义泛指密集厚实的整齐战斗队形,多数是方形,也有非方形者。“方阵作战”概念就是用其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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